很多年前，那时火车还停靠很多支线，一个额头突出、长满雀斑、一头红色鬈发的女人走进火车站，打听托运家具的事。

火车站的办事员经常和女人开点儿小玩笑，尤其是那些相貌平常的女人，她们似乎很喜欢这样。

“家具？”他说，好像从来没有人托运过家具似的，“那么，你说的是哪种家具呢？”

一张餐桌和六把椅子。一套卧室组合家具、一张沙发、一张咖啡桌、几个茶几、一盏落地灯。还有一个瓷器橱和一个碗橱。

“老天呀。你是说整个屋子的家具啊。”

“应该不会那么多，”她说，“没有厨房家具，只有一间卧室的设施。”

她的牙齿全都挤在嘴的前边，好像准备好了要争辩一番似的。

“你需要卡车。”他说。

“不。我要用火车运。运往西部，发往萨斯喀彻温省。”

她大声对他说着，仿佛他是聋子或者傻瓜似的。她发音的方式有点不对头。很重的口音。他觉得是荷兰口音—这里有荷兰移民—但是她没有荷兰女人高大健壮的体格、粉嫩的皮肤或者金黄色头发。或许她还不到四十岁，那又怎样？谁也不能美丽永驻。

他开始谈正事。

“首先，你得用卡车把家具从你的地方运来。然后我们还要弄清楚你发货的目的地是不是在萨斯喀彻温省通火车的地方。不然你要安排接车，比如在勒吉那。”

“是格丁尼亚，”她说，“那儿有火车站。”

他拿下挂在钉子上的一本油腻腻的地址簿，问她怎么拼写。她拿起一支系在绳上的铅笔，从钱包里掏出一小片纸，在上面写着：GDYNIA。

“这是哪国的语言？”

她说不知道。

他拿回铅笔，在地址簿上一行一行地找着。

“那儿有不少地方住着很多捷克、匈牙利或者乌克兰人。”他说。他这样说的时候想到她也许就是其中之一。那又怎么样，他不过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在这里。在火车线上。”

“好，我想星期五来托运，可以吗？”

“没问题，我们愿为您效劳，但是我说不准什么时候能到达，”他说，“要看车次的优先顺序。货到了那边有人接吗？”

“有。”

“星期五下午两点十八分有一趟客货混合列车。早上卡车取货。你住城里吗？”

她点点头，写下住址：展览路106号。

近期城里的房子才编上了门牌号，所以他想象不出这个地址的具体方位，尽管他知道展览路的位置。如果她当时提到麦考利这个名字，他也许会更感兴趣，情况也可能会完全不一样。那边有新房子，虽然叫“战时住房”，却是战后建造的。他猜应该是其中的一间。

“托运时交款。”他告诉她。

“还有，我也要订一张同程的车票。星期五下午。”

“去同一个地方的？”

“是的。”

“你可以坐那趟车先到多伦多，但是要在那儿等夜里十点半的洲际列车。你想要卧铺还是硬座？卧铺可以睡觉，硬座票就只能在硬席车厢整晚坐着。”

她要坐票。

“先到萨德伯里，等去蒙特利尔的车，但不用下车，列车会在那儿转轨，接上到蒙特利尔那趟车的火车头。然后北上，经由亚瑟港再到凯诺拉，一直到勒吉那再下车，换乘支线列车。”

她点点头，觉得他应该着手办理业务并且给她车票了。

他放慢语速说：“不过我不敢保证人和家具一起到达。我想家具可能要晚一两天到。客车优先。有人接你吗？”

“有。”

“好。因为那里不太像车站。那儿的城市和这里可不一样。那里的设施还相当落后。”

她从钱包的布袋里拿出一卷钞票，付了列车客票钱。她还像老太太一样数了数零头。但是，和老太太的数法不一样—她把钱拿在手上，眼睛扫着数过，你能够看出她连一便士都不会漏数。然后，她没有礼貌地转身就走，连再见也没说。

“那么星期五见。”他大声说。

在这么暖和的九月，她穿着黄褐色的长外套，笨重的系带鞋和短袜。

他从热水瓶里倒热水冲咖啡时，她又回来了，敲打窗口。

“我要托运的家具，”她说，“可都是好的，和新的一样。我可不想它们被刮伤或撞坏了什么的。我也不希望它们沾上牲口的味道。”

“哦，好的。”他说，“铁路经常运输货物。家具和猪不放在同一个车厢运输。”

“我关心的是它们是否能完好无损地运到。”

“当你买家具时，它是在商店里，对吧？那么你知道它们是怎么运到商店里的吗？家具不是在商店里制作的，是在某地某工厂里做的，然后运到商店里去，而且很可能是列车运的。那么，既然情况类似，是不是足以说明铁路是知道如何照顾家具的？”

她继续面无笑容地看着他，也没有表现出一点儿女性的愚蠢。

“我希望如此，”她说，“希望他们能够做到。”

车站办事员本应该不假思索地说他认识城里所有的人。也就是说他认识城里一半的人，而且其中多数是核心人物。某种意义上说，那些真正的城里人是指已经住了很久、也没有搬迁打算的人。他不认识这个要去萨斯喀彻温省的女人，因为她不去他的教堂，不是他孩子们的老师，也不在他去的商店、餐厅或办公室工作。她也没有嫁给他在慈善互助会、秘密共济会、狮子俱乐部或退伍军人协会认识的任何一个男人。看一眼她拿钱出来时的左手就知道—他并不吃惊—她没有嫁给任何人。她穿着那种鞋，那种短袜而不是长筒袜，下午不戴帽子和手套，也许是农场上干活的妇女。但是，她没有那些女人常有的犹豫和局促。她也没有乡下人的那种仪态—她根本就没有仪态。她把他当作一台信息机。另外，她写了一个城里的地址—展览路。她让他想起在电视上看到过的一个穿着朴素的修女，谈论她在丛林里的神职工作—很可能她们为了便于行动而脱掉了修女的服装。这位修女时不时微笑一下，表明她的信仰是要让人们快乐，但是，大部分时间她注视观众的样子，都好像她深信世界上的其他人都是听她差遣似的。

乔安娜要做的另一件事情耽搁了。她要去“时髦女性”服装店买一套衣服。她从来没有进过那家商店—要买袜子之类的东西时，她都是去卡拉汉男女儿童服装店。维丽茨夫人留给她好多衣服，比如她身上这件总也穿不坏的外衣。还有萨比莎—她在麦考利先生家照看的那个女孩子—从表姐们那里得到很多价格不菲的旧衣服。

在“时髦女性”的橱窗里，两个人体模特套着超短裙和短款夹克。一套是锈金色，另一套是温柔的墨绿色。大片花哨的纸枫叶散落在模特的脚边，或用糨糊粘贴在橱窗上。在大多数人都在关心清扫并烧掉落叶的季节，它们成了这里的宠儿。玻璃窗上成对角线地贴着流畅的手写黑字的广告：简约优雅，秋季风格。

她打开门走进去。

对面是一面穿衣镜，映出维丽茨夫人高档但看不出身材的长外套，还有短袜上方露出的几英寸粗胖的光腿。

当然，服装店这样摆放镜子是有目的的。他们把镜子放在这里，人们立刻就能看到自己的缺陷，那么—他们希望—你会马上决定要买些衣服来改变形象。如果她不是下定了决心并且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这种明显的把戏会让她毫不犹豫地转身走人。

有一面墙上是一排晚礼服，塔夫绸料子，梦幻般的颜色，专门为舞会上最漂亮的女人而准备的。再往里走有一个玻璃衣橱，摆放着凡夫俗子无法触及的六套婚纱。它们或白若泡沫，或香草锦缎，或象牙色蕾丝镶边，或银珠或珍珠绣饰。小巧的紧身衣、荷叶边的领口和奢华的裙子。即使是再年轻些，她也不敢有这样铺张的想法，这不仅是钱的问题，还事关期望的问题—对转变和极乐的荒唐奢望。

过了两三分钟才有人过来。也许他们那里有窥视孔可以观察她，认为她不是他们需要的那种顾客，希望她会离开。

她不会离开。她走到镜子照不到的地方—从门边地毡走到长毛绒的地毯上—最后，商店后面的帘子终于掀开，“时髦女性”本人走了出来，穿着有闪光纽扣的黑套装。高跟鞋，纤细的脚踝，长筒丝袜紧绷在腿上以至于发出摩擦声，金发贴着化了妆的脸向后梳着。

“我想试试橱窗里的套装。”乔安娜用排练好的语调说，“绿色的。”

“噢，那件可爱的套装，”女人说，“橱窗里是十码的。你看起来要穿—大概是十四码的吧？”

她擦着乔安娜身边走到店后面，那里挂着普通的衣服，有外套和外出服。

“你真幸运，有十四码的。”

乔安娜首先看了价签。很显然是她预想的两倍。她也不想掩饰自己。

“太贵了。”

“这是上好的羊毛。”女人折腾了一番才找到成分标，然后读出材质成分的说明，乔安娜根本没有注意听，因为她正检查镶边做工。

“感觉像丝一样轻，但穿起来有一定的垂度。你看，是全里衬的，上等的丝绸和人造丝衬里。不会像便宜衣服那样坐在椅子上时会宽松下垂或走样。再看，袖口和衣领是天鹅绒的，袖子上也是小天鹅绒包扣。”

“我看见了。”

“花钱买的就是这种精致，便宜货是不可能有的。我喜欢天鹅绒的手感。只有绿色的才有—你知道的，杏黄色就没有，虽然价格一样。”

在乔安娜看来，的确是天鹅绒的衣领和袖口让衣服显得精致豪华，让她渴望买下它。但是她不会这样说。

“也许我可以先试穿一下。”

毕竟这是她早就准备好的：干净的内衣和腋下清新的爽身粉。

女人明智地让她自己留在明亮的试衣间里。乔安娜像躲避毒药一样回避着镜子，直到她穿好了裙子和上衣。

一开始她只是看衣服。衣服没问题。大小也合身—裙子比她平常穿的短一些，不过她的习惯穿着是不时髦的。衣服还好。关键是露在衣服外面的部分。她的脖子、脸、头发、宽大的手掌，还有粗壮的双腿。

“您觉得合适吗？不介意我看看吧？”

随你便吧，想瞄就瞄一眼吧，乔安娜想，反正就像母猪的耳朵穿不出花儿来，你马上就会看到的。

女人左右看着。

“当然你得穿长丝袜和高跟鞋。感觉怎么样？舒服吗？”

“衣服还好，” 乔安娜说，“衣服没什么问题。”

镜子里，女人的脸变了。她的笑容没有了。她看起来失望而不耐烦，不过和蔼了一些。

“有时情况就是这样。穿上才能知道效果。问题是—”她说着，又增加了些许温和劝诱的语气，“问题是你的身材不错，只是比较结实。你骨架大，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小巧的天鹅绒包扣衣服不适合你。别为它烦恼了。脱下来吧。”

乔安娜脱到只剩内衣时，女人敲了敲门框，把手伸进帘子。

“试试这件，别管怎样。”

这是一套带衬里的棕色羊毛裙，裙子很长，很优雅，上衣是中长袖，普通圆领。款式简单，只有一根细细的金色腰带。没有那个套装贵，但对于这么简单的衣服，还是价格不菲。

至少长度更得体，裙摆在双腿周围形成一个高贵的涡状。她定定地站好，看着镜子。

这次，没有了好像被硬塞进衣服里去的滑稽样子。

女人走过来，站在她旁边。舒心地笑了。

“是你眼睛的颜色问题。你不必穿天鹅绒。你的眼睛本来就有天鹅绒的光泽的。”

这种奉承乔安娜一定会嗤之以鼻，不过此刻似乎是真的赞美。她的眼睛不大，如果要描述它们的颜色，她会说：“我想应该是棕色的。”不过它们现在看起来的确是深棕色，温柔而明亮。

她并非突然开始觉得自己漂亮什么的。如果她的眼睛是一块布料的话，那么它们的颜色确实不错。

“我敢打赌你不经常穿时装鞋，”女人说，“不过如果穿上长筒袜就会稍微收紧点儿—我敢说你也不戴首饰，也没问题，有这条腰带也不需要首饰。”

为了打断她滔滔不绝的推销，乔安娜说：“那我还是脱下来吧，你好把它包起来。”她很不情愿失去裙子轻柔的重量和金色带子系在腰间的感觉。她一生中从来没有过这种靠衣着提高个人形象的愚蠢感觉。

就在乔安娜匆忙换上自己脏兮兮的普通衣服时，女人说：“我只是希望它能用在特殊的场合。”

“应该是我结婚时穿的。” 乔安娜说。

话一出口，她自己都吃了一惊。不过这不是个大错误—这个女人根本不认识她，也不会对她认识的人提起。可是她本来是要绝口不谈的。她一定感觉她欠这个人什么—她们一起经历了绿色套裙的灾难，一起发现了棕色裙子，这是一种纽带。胡说八道。女人是卖衣服的，她只是成功地做了笔生意。

“哦！”女人叫起来，“啊，那太好了。”

嗯，也许是吧，乔安娜心想，不过也许不是。她可能和任何人结婚。一个想要匹驮马的可怜农夫，或者一个需要护士的患哮喘的半瘫老人。这个女人不知道自己会和什么样的人结婚，不过这也不关她的事。

“看得出来你是恋爱结婚，”女人说，仿佛猜到了她这些不高兴的想法，“所以你的眼睛在镜子里发亮。我把裙子用包装纸包好了，你回去拿出来挂上就行了，料子很垂的。如果你需要，简单烫一下就好，也许你甚至都用不着烫。”

接下来该付钱了。她们两个都假装不看，但都在看。

“物有所值，”女人说，“婚姻大事，一生一次。嗯，有时也不一定是这样—”

“对我来说是的。” 乔安娜说。她的脸又热又红，因为事实上还没有提到结婚这件事，甚至在最近的信里也没有提到。她向这个女人透露了自己的一厢情愿，也许这样做不吉利。

“你在哪里遇见他的？”女人问，还是那种向往的欢快语气，“第一次是怎么约会的？”

“通过家里人。” 乔安娜老实地回答。她并不打算多说，但听到自己继续在说：“在伦敦的西区市场。”

“西区市场，”女人说，“在伦敦。”她本来想说“城堡舞会”上。

“我们和他的女儿以及女儿的朋友一起。”乔安娜说，一边想着，更准确的说法是他、萨比莎和伊迪丝跟她一起。

“那么，我可以说今天我没有白过。我帮幸福的新娘挑选了结婚的衣服。那足够证明我存在的意义了。”女人用一条细细的粉红色带子扎在盒子上，系了个没有必要的大蝴蝶结，然后用剪刀轻巧地把带子剪断。

“我整天在这里，”她说，“有时候我想我在做什么呢。我自问，你在这里做什么？我布置新橱窗，我这里那里加点装饰吸引顾客，但是有些日子—有时候—我见不到一个人影走进那扇门。我知道—人们觉得这些衣服太贵了—但是它们很好。它们是好衣服。想要好的质量就得付高价。”

“人们需要这样的衣服就得来这里，”乔安娜看着晚礼服说，“还有别的地方可去吗？”

“你说得对。没别的地方。他们去城里—人们经常去城里，要开车五十甚至一百英里。他们不在乎汽油，劝慰自己那样就能买到比我这里更好的东西。他们没有如愿。质量、款式并不比这里好。绝对的。只是他们不好意思说是在镇上买的婚纱。或者他们来这里试穿，然后说要考虑考虑再回来买。我想，当然啦，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们想在伦敦或基奇纳找到同样款式但价格更便宜的，即使不便宜，一旦他们跑了那么远，又厌倦了寻觅，也就会买。”

“我不知道，”她说，“也许我是当地人的话就不会那样。我发现这里的人很排外。你不是本地人吧？”

乔安娜说：“不是。”

“你没发现他们很排外吗？”

铁板一块。

“我的意思是说，外人很难进入他们的圈子。”

“我习惯独来独往了。”乔安娜说。

“但是你找到了合适的人，你就不再独来独往了，那不是很好嘛！有时我也想，要是结了婚待在家里该多好啊。当然，我以前结过婚，也有工作。唉。也许月亮上的男人会下凡来爱我，那我就一切就绪了！”

乔安娜得抓紧时间了—女人聊天的愿望耽搁了她的时间。她匆匆返回住所，要在萨比莎放学前把买的东西藏好。

然后她想起来了，萨比莎不在这里，周末被她妈妈的表姐，她的罗克珊阿姨带走了，到多伦多过体面富家女一样的生活，上贵族学校。不过她还是继续快步而行—太快了，以至于有个自作聪明的人倚着药店的墙对她大喊：“哪儿着火啦？”她放慢了些速度，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

衣服盒子让人不知所措—她怎么知道商店会有自己粉色的纸盒，上面还印着紫色的大字“时髦女性”，暴露无遗。

她应该知道，在他还没提出结婚时，她自己先提起是很愚蠢的。其他事情说了或写了那么多—表达了那么多的爱意和渴望，而实际的婚事却似乎被忽略了。这就好比早上你会说起床，而不说吃早餐，尽管你肯定是要吃的。

不管怎样，她还是应该管好自己的嘴巴。

她看见麦考利先生在街对面沿反方向走过来。没关系—即使走个正对面他也不会注意到她手里的盒子。他会把一根食指举到帽檐处，很有礼貌地等她走过去，可能会注意到她是他的管家，也可能不会。他脑子里想着其他的事情，人人都知道他可能在想着别的城镇而不是他们看到的这个。每个工作日—有时忘了，在假日或星期天也是—他穿上三件套、轻便大衣或厚重外套，戴着灰色软呢帽，穿着擦得锃亮的皮鞋，从展览路走到由马具和皮箱店改成的办公室。人们把它叫作保险公司，因为很久以前他曾经积极地卖过保险。有时人们爬上楼梯去看他，也许询问些政策上的问题，更多的是有关土地边界、镇上某块房产或乡下农场的历史问题。他的办公室满是旧的和新的地图，他最喜欢铺开地图，和来人展开讨论，远远超过了所提问题的范围。他一天里会在街上出现三四次，就像现在这样散步。战争期间，他曾经把麦克劳林—别克汽车拆卸了放在车库里，改用步行为他人树立榜样。十五年后，他似乎仍在树立榜样。他双手交叉放在背后，像一个善良的地主视察着自己的田产，或是一个牧师高兴地观察着自己的羊群。当然，他遇到的人有一半不知道他是谁。

镇子已经变了，甚至就在乔安娜生活在这里的这段时间里。生意不断地转移到镇外的高速公路附近，那里有一家新开的折扣店，一家加拿大轮胎店，一家有娱乐室和脱衣舞女的汽车旅馆。为了让镇里的商店亮丽起来，人们用粉色、淡紫色或橄榄色油漆粉刷了墙壁，油漆已经在旧砖墙上走样，一些店里已经空空如也。“时髦女性”几乎也不例外。

如果乔安娜是店主，她会怎么做呢？首先，她永远不会进这么多精致的晚礼服。用什么替代呢？如果你转而经营较便宜的服装，你只能去和卡拉汉以及折扣店竞争，很可能没有那么多生意。那么，转去经营高级婴儿服和童装，努力吸引那些有钱的祖母和姨妈们来买呢？别管妈妈们了，她们没有那么多钱也更加精明，她们会去卡拉汉的。

不过，如果是乔安娜来经营的话，她永远拉不到任何顾客。她知道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她会委婉地建议人们去做，但她不会去迷惑或引诱别人来买。她的态度是买不买由你。人们肯定不会买的。

很少有人会喜欢她，她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当她说再见的时候，萨比莎肯定不会流眼泪—尽管自从萨比莎的妈妈去世，一直是乔安娜像妈妈一样照看她。她离开的时候，麦考利先生会伤心，因为她对他照顾得很周到，很难找到替代她的人，不过他所想的也就是这些而已。他和他的外孙女都是被宠坏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至于邻居，他们无疑会很高兴。乔安娜和两边的邻居都有房产纠纷。一边是邻居的狗在她的花园里挖洞，在洞里埋骨头、取骨头，它应该在自己家的花园里干这些。另一边是黑樱桃树问题，树长在麦考利先生家的地上，但是结果的树枝大多垂到了隔壁的院子里。两件事都是她小题大做，而且还赢了。邻居的狗被拴了起来，另一边的邻居不再碰黑樱桃。她站到梯子上，就能够到邻居家的院子，但是邻居不再赶走落在树枝上的鸟，由此影响了收成。

麦考利先生会让邻居摘樱桃，也会让狗在花园里挖洞。他会让别人占他的便宜。部分原因是这些人是新来的，住在新房子里，他宁愿不去理会他们。当时展览路上只有三四幢大房子。房子对面是露天市场，秋季集市在那里举办（正式的名字是农业展览，该路因此得名），市场和房屋之间是果树和小草坪。大约十几年前，土地被一块块批量卖掉，上面建起了房子—各种不同风格的小房子，有的带楼梯，有的没有。有些房子已经显得破旧不堪了。

麦考利只认识几间房子的主人，并且关系比较好—学校老师，胡德小姐和她妈妈，还有开修鞋店的舒尔茨家。舒尔茨家的女儿伊迪丝是，或者曾经是萨比莎的好朋友。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她们在学校是同一年级—至少去年是，萨比莎曾经留过级—又住得很近。麦考利先生对此不曾介意—也许他知道萨比莎不久会离开，去多伦多过另一种生活。乔安娜不会选择伊迪丝，尽管这个女孩从不粗鲁，来家里玩时也不惹麻烦。而且她也不笨，也许这就是问题所在—她很聪明，而萨比莎则不那么聪明。她会让萨比莎变得狡猾一点。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既然表姐罗克珊—胡贝尔太太—出现了，舒尔茨家的女儿成了萨比莎孩提时代的一部分。

我准备尽快安排把你所有的家具用火车托运给你，等他们告诉我费用我就预付钱给他们。我一直觉得你现在会需要它。我想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如果我过去给你帮帮忙，我想你不会介意。我希望我可以帮到你。

这是在去火车站安排事情之前，她去邮局寄走的信。这是她第一次直接给他寄信。其他的都塞进她让萨比莎写的信里了。他给她的信也是同样的方法，整齐地折好，她的名字乔安娜写在信笺背面，这样就不会弄错了。邮局的人也不会怀疑，节省一张邮票也没什么坏处。当然，萨比莎会告诉外祖父，甚至会偷看写给乔安娜的信。但是，萨比莎不像她那样对和那个老男人在信里沟通感兴趣—无论是写信还是收信。

家具存在谷仓里面，那只是一个镇上的仓库，不是真正的牲畜棚和粮仓。一年多以前，第一次看到这些家具时，乔安娜发现它们脏兮兮的，布满灰尘和鸽子粪，一件件胡乱地堆放着，没有任何遮盖。她把拖得动的都拉到院子里，留下足够的空间放她搬不动的大件—沙发、茶几、瓷器橱柜和餐桌。她可以把床架拆卸开来。她用柔软的抹布擦净木头，然后涂上柠檬油，收拾完毕，它们像蜜饯一样光亮。枫树蜜饯—是雀眼枫木的蜜饯。在她看来，这些家具像绸缎床罩和金发一样光彩夺目。它们华丽又时髦，和屋子里她要收拾的令人厌烦的黑檀木雕刻家具迥然相异。她把它们看作是“他的”家具，这个星期三她把它们拿出来的时候，她仍然这样认为。她把旧被子垫在底下，保护堆在上面的家具，上面用床单罩上，防止落上鸟粪，所以只有薄薄的一层灰尘。但是她在把家具收起来前又做了同样的保养，一一包裹好，刷了柠檬油，只等星期五卡车来。

亲爱的麦考利先生：

我今天下午（星期五）就要乘火车离开了。我意识到我没有提前告诉您，但是我愿意放弃我最后的工钱，到下星期一就满三个星期了。双层锅里有炖牛肉，热一下就行了。足够三顿饭的了，也许还可以对付四顿呢。加热后，舀出你要吃的，盖上盖子放进冰箱。记得，要立刻盖上盖子，千万不要变质了。问您和萨比莎好。我安顿好后可能会和您联系。乔安娜·帕里。

又及：我把家具托运给波德鲁先生了，他或许会需要。别忘了加热时，双层锅里要放足够的水。

麦考利先生没有费力就查到了乔安娜买的票是去萨斯喀彻温省格丁尼亚。他是给车站办事员打电话问到的。他不知道怎样描述乔安娜—她看上去是老还是年轻，瘦小还是不胖不瘦，她外衣究竟是什么颜色？—不过当他提到家具时，就无需其他描述了。

电话打过来的时候，火车站有几个人在等晚车。起先办事员尽量压低声音，但是当他听到有关失窃家具的事情时就兴奋起来（实际上麦考利先生说的是“我想她带走了一些家具”）。他发誓说如果他知道她是谁，有什么企图，绝对不会让她踏上火车的。在场的人听见了他这番断言，传了开去，大家都信以为真，没有人问他怎么能阻止一个买了票的成年女子上车，除非他能立刻拿出证据说明她是盗贼。大多传播他的话的人相信他能够而且会去阻止她—他们相信车站工作人员的权威，也相信麦考利先生这种挺直身板走路、穿着三件套西装的老人的权威。

炖牛肉的味道好极了，乔安娜的手艺一直不错，但是麦考利先生却吃不下去。他没有理会盖上锅盖的说明，炉子上留着开着盖的锅，甚至忘记了把炉火关掉，直到水烧干了，一股金属的糊味才让他惊醒。

这是背叛的味道。

他告诉自己要心存感激，至少萨比莎有人照顾着，不用他担心。他的侄女—实际上是他妻子的表妹，罗克珊—写信告诉他说，她夏天去辛科湖的时候，从萨比莎的表现来看，这个女孩可以应付得来。

“坦率地说，我觉得你和你雇用的那个女人无法应付蜂拥而来的男孩子。”

她没有进一步地问他是否想要找另一个玛塞尔，不过那就是她的意思。她说会送萨比莎去好学校，至少在那里能学会仪态和得体。

他打开电视想分散一下注意力，但是无济于事。

家具的事让他烦恼。还有肯·波德鲁。

事实上就在三天前—即乔安娜买车票的那天—麦考利先生收到肯·波德鲁的信，要求他：（1）为放在麦考利先生谷仓里的家具预付一些钱，因为那是属于他（肯·波德鲁）和亡妻玛塞尔的，或者（2）如果他没有法子办到的话，就卖掉家具，卖出多少钱算多少钱，尽快把钱汇到萨斯喀彻温。他没有提到岳父借给他这个女婿的钱，完全抵得上家具的价值，甚至超过卖家具的钱。肯·波德鲁真的忘了那一切了吗，还是他只是希望—更有可能是这样—他的岳父忘记了？

表面上看，他现在拥有了一家旅店。但是他的信里充满对前店主的谩骂，说他在种种细节上误导了他。

“如果我能渡过这个难关，”他说，“我确信我还能运作好它。”可难关是什么？他急需钱，但是他没有说明是欠前一个店主的还是银行的，或者私人放贷什么的。还是老一套—绝望、哀怨的语气中夹杂着傲慢，一种整件事情有欠于他的感觉，因为玛塞尔让他遭受的伤害和耻辱。

带着诸多的疑虑和担忧，但是想起肯·波德鲁毕竟是他的女婿，参加过战争，经历了婚姻中鬼才知道的困难，麦考利先生还是坐下来写了封信，说他不知道怎么把家具卖个好价钱，也很难办到，所以随信附寄一张支票，作为纯粹个人借款。他希望女婿心存感激，并记起以前借过他类似数额的借款—他相信已经远远超过家具的价钱。他附上日期和数量。除了大约两年前归还的五十美元（当时答应随后定期归还），他没收到其他还款。他的女婿一定知道，由于这些没有偿还的无息贷款，麦考利先生的收入减少了，不然他可以把这些钱用于投资的。

他本想加上：“我不像你想得那么愚蠢”，但是又决定不写了，因为那会暴露他的愤怒，或许还有软弱。

现在是怎样呢。这个男人抢先一步，把乔安娜列入他的计划—他总是能够蒙骗女人—既拿到家具又得到支票。她自己付了运费，是火车站工作人员说的。时尚的枫木家具已经在交易中被过高估价了，他们拿不到什么钱了，尤其是算上铁路运输的花销。如果再聪明一点儿的话，他们只会从房子里拿走一个旧柜橱，或坐着很不舒服的客厅长靠椅，这些是上个世纪制造和购买的。当然，那就是纯粹的偷窃了。但是他们的行为离偷窃也不远了。

他躺在床上，下定决心要起诉他们。

他孤独地醒来，厨房里没有飘出咖啡或早餐的味道—相反，空气中还残留着烧干锅的一丝味道。秋天的凉意已经渗入所有天花板很高的孤独的房间。昨天以及前几天的晚上还是那么温暖—炉子还没有点上，等麦考利先生点好了炉子，温暖的空气中又弥漫起地窖般的潮湿、霉菌、泥土和腐烂的气味。他慢慢地洗漱穿衣，不时健忘地停顿片刻，往面包片上抹花生酱当作早餐。他属于那个据说男人连水都不会烧的时代，他就是其中之一。他从前窗望出去，看见跑道另一面的树木被晨雾吞没了，雾气似乎正穿过跑道继续漫延，而不是像往常那样消散。他仿佛透过迷雾看见朦胧的旧展览场—简朴而宽敞的建筑，就像巨大的谷仓一样。它们立在那里，很多年都没有用过了—整个战争期间—他忘记它们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是被拆掉了，还是自己坍塌了？他痛恨现在进行的比赛，人群、高音喇叭、非法饮酒以及夏季星期天时灾难性的喧嚣。想到这，他想起可怜的女儿玛塞尔，坐在门廊的台阶上，高声呼唤着已经长大的同学们，他们正从停好的车上下来，匆匆赶去观看比赛。她叽叽喳喳，返回镇上时的欢欣鼓舞，和人们拥抱，一分钟讲一大箩筐的话，喋喋不休地说着小时候的事，说她多么想念大家。她说过，生活中唯一不完美的就是想念丈夫肯，他因为工作而留在西部。

她出去时穿着丝绸睡衣，染成金色的头发没有梳理，蓬散不堪。她的胳膊和腿都很细，但是脸却浮肿着，她所谓的晒黑的皮肤似乎呈现出病态的棕色，而不是来自日晒。也许是黄疸病。

这孩子一直待在屋里看电视—星期天的动画片对她来说确实是太幼稚了。

他说不清出了什么问题，任何事他都无法确定。玛塞尔去伦敦做妇科手术，死在了医院里。当他打电话告诉她丈夫肯·波德鲁时，他问：“她带了什么？”

如果玛塞尔的母亲还在世的话，情况会有所不同吗？事实是，她母亲活着的时候和他一样不知所措。当锁在房间里的十几岁的女儿爬出窗子，滑到阳台顶棚，被几辆车的男孩子们接走时，她只能坐在厨房里哭泣。

房子里充满被无情抛弃和欺骗的感觉。他和妻子当然都是善良的家长，却被玛塞尔逼到绝路。当她和一个飞行员私奔时，他们还希望她最终会没事。他们对那两人慷慨大方，就像对最体面的年轻夫妇一样。但是一切都终成泡影了。他对乔安娜·帕里同样慷慨，而她也这样背叛了他。

他走到镇上，去旅馆吃早餐。女招待说：“您今天好早啊。”

她给他倒咖啡时，他告诉她说，管家没有提前打招呼就无缘无故走掉了，非但不打招呼就撂挑子不干了，还带走了属于他女儿的一车家具。它们现在应该属于女婿，但实际上不是，那是用女儿陪嫁的钱买的。他告诉她，女儿如何嫁给了一个飞行员—一个相貌堂堂、花言巧语的家伙，一点儿也不可靠。

“对不起，”女招待说，“我想和您聊天，但人们还等着我上早餐呢，失陪了—”

他爬上楼梯来到办公室，桌子上摊开的是昨天他研究的旧地图，他努力找出乡下第一处墓地（他认为在1839年已经荒废了）。他打开电灯坐下，但是发现自己无法集中精力。经过女招待的责备—他认为是责备—他吃不下早餐，也不能享受他的咖啡了。他决定出去散散步，让自己平静下来。

平时他会一边走，一边和人们打招呼并随便聊上几句，今天他却发现自己变得一发而不可收。一旦有人问他今天早上如何，他就开始以一种异常的，甚至丢脸的方式讲述他的悲哀。就像女招待一样，人们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他们点头，搪塞推诿几句，便找个借口离开了。今天早晨也不像平常的秋天早晨那样，等雾散去后天气便会暖和起来；他的夹克不够保暖，于是他走进商店里去避寒。

认识他最久的人最沮丧。他从来都是含蓄的、彬彬有礼的绅士，他的思维属于其他时代，他的礼节是对自己特权的委婉歉意（有点儿可笑，因为特权大多存在于他的回忆，别人不清楚）。他是最不可能申诉冤屈或请求同情的人—即使是妻子、女儿去世时也没有这样—可是现在，他拿出一些信，问这个家伙三番五次从他这里拿钱是不是可耻的事情，甚至在他再次对他表示了同情的现在，这个家伙还和管家串通偷窃了家具。有些人以为他是在说自己的家具—他们以为老人的房子里连床和椅子都没有了。他们建议他去警察局报案。

“没用的，没用的。”他说，“你怎么能从石头里榨出血来呢？”

他走进修鞋店，和赫尔曼·舒尔茨打招呼。

“你还记得这双帮我换了鞋底的鞋子吗，我在英国买的？四五年前你重新上的鞋底？”

店铺像个山洞，不同的工作场所都挂着带灯罩的灯泡。通风很糟糕，但是这些男人的气味—胶水、皮革、鞋油、新割下来粘好的鞋底和腐烂的旧鞋底—让麦考利先生觉得很舒适。这是他的邻居赫尔曼·舒尔茨，一个没什么文化，但技术熟练，戴眼镜的工匠，弓着腰，一年到头都在忙碌—钉牢铁钉，敲弯钉头，用灵巧的弯刀把皮革割出想要的形状，用小型圆锯似的工具割毛毡。缓冲垫发出刮伤的噪音，砂纸轮发出尖利刺耳的摩擦声，工具刃上的金刚砂磨石则发出机械昆虫一样的鸣响，缝纫机极其卖力而有节奏地在皮革上打着孔。所有的声音、气味和准确的动作都是麦考利先生多年来所熟悉，但是以前从来没有分辨过或思考过的。现在，赫尔曼穿着发黑的皮围裙，手上拿着一只靴子在整理着、微笑着、点着头，麦考利先生目睹了这个人在这个洞里的全部生活。他想表示同情、羡慕或某种他不太明白的情感。

“是的，我记得，”赫尔曼说，“它们是上好的靴子。”

“好货。你知道我是结婚蜜月旅行途中买的。在英国买的。我现在想不起来在哪儿了，不过不是在伦敦。”

“我记得你告诉过我。”

“你的手工真好。它们现在还很好。干得好，赫尔曼。你的工作不错。踏实诚恳。”

“那就好。”赫尔曼迅速看了一眼手上的靴子。麦考利先生知道他要专心干活了，但他不想让他这样做。

“我刚碰到一件让人吃惊的事。一个打击。”

“是吗？”

老人拿出信，开始大声读其中的部分内容，间或凄凉地笑一下。

“支气管炎。他说他患了支气管炎。不知道找谁帮忙好。我不知道要求助于谁。他当然一直都知道求助于谁。他遇到任何事情都是求助于我。从我身体复原后不下一百次了。一边在乞求，对我装穷，一边又和我的管家串通。你知道吗？她偷了一车的家具运到西部去了。他们是秘密勾结。这是我一次又一次拯救的人。从来没见到一个便士还回来。不，不，诚实地说，他还过五十美元。几百几千中的五十美元。几千。你知道的，打仗时他在空军服役。那些矮个子的家伙经常参加空军。趾高气扬地到处去炫耀，以为自己是战斗英雄。呵，我想我不应该这样说，但是我认为战争宠坏了一些家伙，他们再也无法适应后来的生活。但是这不足以作为借口。对吧？我不能因为战争就永远原谅他。”

“是不能。”

“我第一次见到他就知道他靠不住。那是非同一般的感觉。我知道，却一直让他欺骗我。有的人就是这样。你可怜他们仅仅因为他们是骗子。我有些关系，帮他在那边拿到工作保险。当然他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坏蛋。有些人就是这么坏。”

“你说得对。”

舒尔茨太太那天不在店里。通常是她坐在柜台旁边，收鞋子，把鞋子拿给丈夫看，再把他所说的话转达给顾客，弄清楚问题，顾客来取修好的鞋时负责收款。麦考利先生记得她夏天做了某种手术。

“你太太今天没来？她身体好了吗？”

“她今天想休息一下。我女儿来帮忙。”

赫尔曼·舒尔茨朝柜台右边点点头，修完的鞋摆在那边的架子上。麦考利转头看见了伊迪丝，他进来时没注意到。她是个孩子气十足的瘦女孩，头发黑而直，背对着他在重新摆放鞋子。那正是她和萨比莎要好时悄悄出入他房子时的样子。你从来无法看清她的脸。

“你现在打算给爸爸帮忙了？”麦考利先生说，“你毕业了吗？”

“今天星期六。”伊迪丝说，半转过身子，淡淡地笑着。

“哦，是啊。能给爸爸帮忙是好事。你要照顾父母了。他们很辛苦，都是好人。”他带着淡淡的歉意，好像知道自己在说教，“尊敬你的父母，你的日子还长着呢，在—”

伊迪丝说了句什么他没听见。她说：“修鞋店。”

“我耽搁你的时间了，我打扰你了，” 麦考利先生说，“你有活要干。”

老人离开后，伊迪丝的爸爸说：“你没必要这样刻薄。”

晚饭时，他把麦考利先生的事告诉了伊迪丝的妈妈。

“他不太对劲，”他说，“可能生病了。”

“可能有点儿中风。”她说。自从做了胆结石手术，她说话很有见地，对别人的痛苦怀有一种平静的满足感。

现在既然萨比莎走了，消失在另一种似乎一直在等待她的生活里，伊迪丝又是萨比莎来之前的样子了。“比她的实际年龄要成熟”，勤奋，苛刻。上高中三星期后，她知道她的新科目会很不错—拉丁语，代数，英国文学。她相信她的聪明会得到认可和赞扬，重要的未来向她敞开了门。过去和萨比莎一起的愚蠢日子已经过去了。

但是当她想到乔安娜要到西部去，她感到一阵寒战从她的过去传来，一种被侵袭的警觉。她试图用一个盖子把它砰地压住，但是它还是冒出来。

一洗完碗她就回到自己的房间，拿起文学课上指定要读的书—《大卫·科波菲尔》。

她从来没有受到父母严厉的责骂—年老的父母有她这么小的孩子，据说是造成她性格的原因—不过她感觉大卫悲惨的处境和自己倒是很一致的。她觉得自己和他一样，也可以是一个孤儿，因为等事实真相大白，她的过去关闭了她的未来，她很可能跑掉，躲起来，自己谋生。

一切都是从上学路上萨比莎说“我们要经过邮局。我得给爸爸寄封信”开始的。

她们每天一起走路上学放学。有时她们闭着眼睛走，或者倒着走。有时她们碰到人时喋喋不休，小声地讲着胡言乱语，人们感到很迷惑。大多数好主意都是伊迪丝的。萨比莎唯一引进的玩法是写下一个男孩子和你自己的名字，把所有相同的字母画掉，数出剩下的字母数。然后用手指头将这个数数出来，一边说着，恨，友谊，追求，恋爱，婚姻，以此来确定你和那个男孩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关系。

“那封信很厚。” 伊迪丝说。她注意到了一切，也什么都记得，她能以其他孩子感到怪异的方式迅速记住了课本上一页页的内容。“你和爸爸有很多话要说吗？”她奇怪地问，因为她不相信—至少不认为萨比莎会写到纸上。

“我只写了一页。”萨比莎说着，摸着信。

“啊哈，”伊迪丝说，“啊哈。”

“怎么啦？”

“我敢说她放了别的东西。乔安娜。”

结果她们没有把信直接拿去邮局，而是留着，等放学后到伊迪丝家拆开。她们可以在伊迪丝家干这种事情，因为她妈妈整天在修鞋店工作。

亲爱的肯·波德鲁先生：

我想，我应该写信向您表达我的感谢，感谢你在给你女儿的信中对我的赞扬。你不必担心我会离开。你说我是个可以信赖的人。我是这样理解的，也是这样认为的。我很感激你这样说，因为一些人觉得像我这种他们不清楚来历的人是无法接受的。所以我想说说我的事情。我出生在格拉斯哥，母亲结婚时抛弃了我。我五岁时被带到孤儿院。盼望着她能回来，但是她没有。后来我习惯了那里的生活，那里的人也不错。十一岁时我参加一个项目来到加拿大，住在狄克松家，在他们的菜园里工作。该项目也包括上学，但是我没有真正学过什么。冬天，我在房子里为太太们工作，但是环境迫使我考虑离开。按当时的年龄，我长得够高够壮，因此找到了一个在私立疗养院护理老年人的工作。我不在乎这份工作，但是为了更多的报酬我又去了扫帚厂工作。老板维丽茨有一个年迈的母亲，她经常来厂里视察工作，我们有点儿谈得来。那里的环境让我呼吸有困难，所以她说我应该去为她干活，于是我就去了。我和她在北部的哀鸠湖边一起生活了十二年。那儿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打理家里家外的一切事情，甚至开摩托艇和汽车。我学会了阅读，因为她的视力太弱了，她喜欢我给她朗读。她九十六岁时去世。你也许会说，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这是怎样的生活啊，但是我很快乐。我们每顿饭都一起吃，后来一年半时间我都和她睡在同一个房间。她死后，她家人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收拾行李。她留给我一些钱，我想他们为此不快了。她想让我用来读书，但那意味着我要和小孩子一起上学。所以，当我看到麦考利先生登在《环球邮报》上的广告，我就来了。我需要工作来减轻对维丽茨太太的思念。我想我这么啰嗦我的故事让你够烦的了，但是你会松一口气了，因为我已经说完了。谢谢你的赞扬以及带我去集市。我不喜欢坐车或吃那些东西，不过我还是很高兴被人接纳。

你的朋友，

乔安娜·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