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少听到有谁这么彻底地给处置的。”

“好吧，简……”

电话响了两声，不是凯特，而是理查德，吉尔没显得怎么好奇，她并没有注视我，而是忙活起来，甚至还走到办公室外头去了。

理查德一打来电话，我就控制不住自己声音的变化—我确信，是整个人都起了变化。我听见自己的音调上扬，进入一种亲密无间的欢乐之中，那是只有我和理查德的奇妙一体，此外的一切都跌入了某种令人恍惚的黑暗当中。

接完这样的电话以后，我往往要过好一阵子才能回到正常世界之中。

上一通电话结束后，吉尔隔了一个小时才问我：“简，你想没想过再结一次婚呢？”

她有点躲躲闪闪的，因为她本来并不是真的想发问，有那么一刻，我不喜欢她了，我可爱的吉尔。结婚这个词像根鞭子，不紧不慢地抽得人生疼。过了一会儿，我说：“我根本没有再结婚的打算。”我愣愣地呆坐着，几乎透不过气来。嫁给理查德—啊，我简直没法设想那样的幸福。不过一切都毫无意义，因为婚姻该有的模样，哪怕是关于婚姻的小小的一个念头，都在我们交往范围之外。我整个人沮丧透了，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于是我走出了办公室。回来以后，吉尔还坐着，惶惶不安，海水般的大眼睛泪汪汪的。

“我很抱歉。”她说。

我坐下来，先拿出手提包里的化妆品，着手补晕开的眼妆，方才开口：“你很快就会看到—我实在是无能为力。”我补完眼妆，收好东西，一丝不苟地把手提包放回原处。做好这一切，我又接着说：“你轻浮妄为的简娜姨妈体内引爆了一枚深水炸弹。连自个儿都不明白在发生什么事。不，吉尔，你用不着多加解释。”

没有和理查德约会的夜晚，要回公寓，我整个人都得经过一番挣扎：不是因为不知道回到家会有什么发现，而是因为明白会有什么发现。凯特倒在灰色沙发一角，那里已经变成了她的地盘。那是我漂亮房间里的肮脏孤岛，堆满零零星星的衣服、杂志以及瓶瓶罐罐，比如一只空杯子滚进狼藉一片的各类化妆品当中。凯特不看书，但是她会像小孩一样看看图片。通常，她会戴上耳机听广播，耳机线从她的脑袋两端垂下来，脸部的表情在不时回应（我）听不见的喧闹声，两眼是倒霉的僵尸被催眠以后的典型样子。她的身体有时也会有节奏地晃动。

我说：“凯特，耳朵会聋掉的，你想成为聋子吗？”

她对我的态度总是很热络，叽里咕噜欢快地说：“哦，不要，简，我不想耳聋。”

“那你干吗不停下来？我不在的时候，你可以正常放出来听。”

但是她喜欢戴上耳机进入她的秘密世界，完全不受外界干扰。她已经有点聋了。她摘掉耳机以后，有几分钟时间我跟她说话得用喊的。

在凯特身上，我收获了新的经验：真有人能对你充耳不闻，姑且不说这种耳聋虽然只是间歇性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耳聋。我想，我从来不认识哪个人，听说了做哪件事会耳聋以后还照样接着做，没打算住手的。

我到厨房去看她是不是按我的要求去购物了，倒不是我自己做不来，但这样可以让她多活动活动。她确实出了门，也差不多买齐了我要的东西，但是从来没有一次完全按照要求来采购，所以每每进厨房的时候，我甚至都有点好奇：这次又会有什么东西呢？某个牌子的咖啡，因为罐子上金色黑色的图案很惹眼，所以她就买下了；一颗红色的卷心菜，因为她被那稀罕的颜色吸引住了；几只柑橘，她还没吃，就是喜欢它们摆在路边时正好阳光灿烂的感觉；五大包薯片和一些小肉桂面包。

我不想挫伤这孩子的积极性，拿食品柜里的库存加上她买的东西，做了我们俩的晚饭。不过，看到盘子里这堆作为配菜摆在褐色法兰克福细香肠边上的红色烂糊糊，她恐怕不会想到，那其实就是她在伦敦魔法屋买到的洋红色宝贝。

和凯特共处的这些漫漫长夜，我尽量让自己温和亲切点，不那么棱角分明说一不二，对我而言真是不容易。我注意脑海里形成的每一个词，专挑那些不会让她“难过”的字词，还说得磕磕绊绊，虽说斟酌的措辞再多，也不见得能组织成有效的话语，能让她更听得进去。我问她白天都做了些什么，好像她怎么样都不要紧，随便她一觉睡到十二点，胡乱试穿我的衣服，慢吞吞地逛一两家商店，然后坐在我的沙发一角跟着那激烈的音乐浑身抽抽。我极力想要找出这世界上能让她真正感兴趣的东西，但是她只对吉尔做些什么事有着狂热的好奇，除了吉尔就没别的了。她想跟着吉尔，想变成吉尔。她问起吉尔的公寓，但我只不过匆匆一瞥，无法提供她想打听的细节：那里有没有给她的房间？就算她知道吉尔三年前逃离家庭基本上就是要远离她，她也不会承认的。她问我都给吉尔买了什么衣服，只见她徒劳地盯着她自己那些衣服，已经惨淡地乱作一堆；她想了解吉尔的“寓友”—吉尔是这么称呼他来着。“来见见我的寓友。”她是这么介绍她的恋人的，而我作为旁观者，想告诉她说，吉尔，吉尔，不要—至于告诫她不要什么，我自己也不清楚。实际上我并没有说出口，只是坐在那儿仔细观察她，就像我观察照片里年轻时的自己一样，为她不知道她自己是多么稀罕难得的珍宝而感到不可思议—我是这么认为的。锁在心底吧，不要插手了。

我跟凯特谈了谈她的学业：如果她愿意的话，可以去上各种课程班，尽管现在已经接近学年尾声了—教学日历对我而言是新鲜的时间安排。但是到了秋季，她就得上专科学校去学西班牙语。我想不出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简单的办法。我说这条路可以通往某种传奇般的经历（像吉尔那样），让包括结交朋友、有所成就、获得独立在内的一切都有实现的可能。因为我这么说了，她也就人云亦云。

但在此之前，她还是打算就这么萎靡度日。她似乎对世间到处奔腾飞驰、活蹦乱跳的生命力一无所知：她没有衔接上，发生短路了。和凯特待上一晚，我就精疲力竭。我甚至早在十一点—比平常早了一个小时—就上床，打算睡上一觉以恢复体力。这女孩在这儿，叫我乱了方寸。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才能—照吉尔的说法，叫她离开：“嗯，叫她回家去，简！”我确实会觉得自己好像在责怪她。但如果她不在这儿，那理查德和我可以……可以干吗？到这里吃顿饭？做爱的念头时不时显得势在必行，然后又不了了之。两个人一见面，就带动周围的温度骤然上升，然而这两个人不做爱，甚至连念头都没有，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那张年轻姑娘的小照，那张小照背后的寓意，让我却步？让我们却步？

我一丝不挂，站在镜子前。哦，我无疑一直在欺骗自己。没多大变化，我一直隐约这么想，总会根据自己身体日渐老去的变化来巧妙地穿衣，衣服的质地和料子都宛如皮肤……尽管我极力阻止自己这么做，但一旦我当真思考起和理查德做爱的念头，悲伤便向我袭来，感觉极其空虚，好像有不散的阴魂出来搅局似的败坏了自己的心情。

我每天晚上都梦见弗莱迪。

过去我们的性生活挺不错的。说来也怪，我从没做过关于弗莱迪的春梦。我们当初做爱，像老话说的鱼水欢好，有什么好去梦的？我记得听到别人说起他们做了春梦时，曾经这么问过自己。他去世以后我也没有性梦，那不是在我梦中情境需要注意的特别内容：我记得，在睡梦中我有高潮，但那完全是官能上的。对我而言，自慰多是出于讲求实用，而非要追求感官刺激：我需要自慰，得放松一下，早点了事，我一向都是持这个态度，因为我已经对性事有了充分的了解。而如今，我入睡以后，竟然梦见和弗莱迪狂野不羁，激情十足地偷欢，充满悔恨也充满渴望，真是疯了。无可否认，我们都是疯狂的家伙。

因为我出去和理查德共度了许多个夜晚，所以凯特问了起来：“你去朋友们那里吗？”“你和朋友们在一起的吗？”我毫不含糊：“是，我要去。”“是，在一起。”

“他们人很好吧？”她可怜巴巴地问。意思是，他们会喜欢我吗？有一次她甚至愠怒地说：“为什么我不能去？他们很有名吗？”

“你看，凯特，我有我的朋友，你也会有你的朋友。”

我说这话的时候，能从她身上体会到那种被抛弃的感觉，那种残忍—就像她得知不能在《莉莉丝》工作一样。一扇又一扇门在她面前接连不断地关闭，当她靠近的时候，功成名就的绚烂世界就躲开她。

她邋里邋遢缩成一团，窝在我宽大的沙发一隅，那双惨兮兮的眼睛仿佛是遭到了虐待的孩子，可怜巴巴地看着我。

夜里我督促她上床—要是我不步步盯紧的话，她就会随处胡乱就地睡下，躺倒在面包屑、巧克力渣和薯片中—我仿佛看见了泰迪熊和布娃娃的幽灵。我是不是该给她买一个呢？那会不会又是一种残忍？

然后是我和理查德的生活。那全然是另一种活法，我的脚跟插上翅膀，向幸福生活飞去。有时候我会捧着鲜花到我们的约会地点，以此表达我的喜悦之情。理查德见状开怀大笑，凝视我的双眼，而我就像看到过于耀眼的阳光似的一阵目眩。他拿起一朵接一朵的花，别到我的头发、腰带和扣眼上。我打扮得花枝招展，令路人侧目。起先他们有点看不惯，但很快也从我们挥洒出来的乐趣中尝到了甜头。我们走到哪里，就把旁人都拉进我们的快乐之中。昨天，我们站在特拉法加广场的喷泉边上，像扔硬币试运气一样，接二连三地扔进朵朵小苍兰和晚季水仙。我们一道在路边买的这些花，卖花人说：“今年最后的水仙了。”我们俩一束又一束地买花，一个人停下不买了，另一个人就接上，直到我们俩都鲜花抱满怀。花儿漂浮在喷泉上，黄黄绿绿的泡在浅蓝色的水里。几个小女孩脱下鞋袜，蹚过浅水去捞那些花儿。她们一边尖声嬉笑，一边把花儿丢到喷泉池边，冷不防还滑倒了。“为什么你要扔掉它们呢，先生？”她们叫嚷着，踩进水里去收拢花朵。于是我们从堆成山的花中拿了几束给她们，然后走上圣马丁道，把水仙分送给路人。他们非常惊讶，盯着我们直看，随即就笑了。他们很可能以为我们是哪家剧院的演员，在演一出即兴剧。

我们去了好多家酒吧。起初是在看戏前进了家酒吧喝了一杯。理查德说他都忘记酒吧什么样了，多不可思议的好地方啊。他说到在国外他最想念的是酒吧；他常说不管在什么地方，英国酒吧都无可匹敌。

我从来都不是爱泡吧的人，现在想想到底是为什么呢？嗯，原因之一，是你要去酒吧的话，得有个伴儿。

伦敦的酒吧是多么令人心旷神怡啊。各个公共场所都有如剧场，酒吧尤其为甚，因为进来的人往往都是常客。理查德和我先看情况尽量落座，直到我们能换到最钟意的位置为止—所谓最钟意的位置就是角落，这样我们就不会挡着别人的路，也没人注意我们。

我们喝苏格兰威士忌，他加冰，我不加，两只玻璃杯紧挨着放一起，光线照射之下，酒水表面形成油汪汪的金黄图案，晃晃悠悠地映在桌面上。这些酒吧真是解人寂寞又包容万象的好地方啊。人们来来去去，显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但是每个人都深陷在他或她自己的小小行为模式之中，他们泡吧这件事本身就是我们看不见的范式的一个片段。大家都那么千姿百态，从没有一张脸会雷同，各种不可思议的混合搭配：门一推开，出现一张新面孔，独特之处根本无法预见。

我们交谈了起来。在我们所有的对话中，最常重复的内容如下。

理查德说：“他们怎么就对自己所拥有的视而不见，为什么把它损成这副样子？”要么变换一下说：“你怎么就看不到……”还有一回说的是：“我，我们……要是我们能够……”—能够看这个那个，做那个这个的。他说电视上、报纸上对他们自己，你自己，我们自己，从来都没有一句好话，除了灾难，没有别的了。

我说：“可情况确实是都不好呀。”我列举了失业和工业衰退的例子，说现在的低下效率有多糟糕，整体状况非常混乱，以至于你会感觉好像一切都在你指缝中流逝，而你什么都抓不住……

他说确实如此，哪里都一样，是因为一切都太庞大，太难掌控，和不列颠没有关系—和我们、你们、他们没有关系。

我告诉他《莉莉丝》内部的种种情况，提起我为了让工作得以开展，如何处心积虑、摩拳擦掌地对抗那种在我看来玩世不恭，而别人都心照不宣的和稀泥作风和凡事都无所谓的态度。

他说我们—你们—他们，都不懂得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拥有的—是人民。他说这里有理智，有观念，有平衡，有正义，而我们却并不看重。

我说：“我很看重的。”我告诉他我如何沿着这座城市走啊走，从人们身上获得滋养—我就是这样的感受：脑海里浮现出一幕幕的场景都是喜剧，超乎现实的陶醉之情如影随形，可以是因蔬果店里某个人说的话而起，也可以是因看到公车上的两个姑娘而起。

他说：“还不是都一样，你给宠坏了，你们都是。你们活在这个小小的绿洲当中，而外面的世界满是混乱局面和恐怖事件，以及不敢说出自己真实想法的人。”

我说：“是时候了，你该回国生活。”

他说：“我受不了你们听任一切走下坡路的态势。有时候，我离开的时间太长了，回来会有所触动，这里有某种非常了不起的东西，但这次回来的新发现，是你们一刻也没停止过糟蹋自己，让好端端的一切土崩瓦解。”

他抽出一张报纸，平铺开来放在我们俩之间的桌子上，他已经用浓重的双划线标出了：失业问题，英镑贬值，工人罢工，爱尔兰问题，下水道状况，铁路危机……于是，我环视酒吧一圈，看看他们，你们，我们，想知道边上那个男人是不是失业了，或者远一点的那对年轻夫妇是不是根本就没工作过，是不是这显而易见的幽默、闲适和自信都只是掩饰的面具，这时候他会说：“你们怎么可能看不见自己都在做些什么呢？”

今天他说：“好吧，或许你们活该失去这一切。如果不珍惜某样东西，就会失去它。”他怒而不发，惋惜之情看似是爱之愈深恨之愈切。在理查德身上，纵然再激烈的言行也是迂回的、克制的。

但是他谈论起我们—谈论起他和我，不见得比谈论“他们”或“你们”少—对于我们列为禁区的私人问题，他游走在边缘之上。我小心翼翼不敢注视他，因为我希望他相信我遵循着那些规则—他的规则—原来我所恪守的是他定下的规则。但果真如此吗？为什么我一直不愿从手提包里拿出我的那张小照呢？装照片的信封都弄脏了。哦，我和他一样害怕！谈宏大的议题固然没问题，但是对我来说又太沉重了，正如对我们所有人而言一样。此外我还为理查德和自己担惊受怕。我们如此脆弱，拥有的幸福轻易就会分崩离析。只消一个词就会杀伤力十足；往往一个词或者一个眼神，就会夺走我们在彼此身上的快乐，弄得我们都笨嘴拙舌，只好胡乱诌点话或者做个什么动作掩盖过去，讨论起别的话题，一如既往地瞎编些无聊话，纯粹玩玩文字游戏图个好玩；或者我们从原本泡着的酒吧或者歇坐的街头快步走开，好远离危险的源头。

近来天气持续炎热。那些在春天里一身或嫣红，或嫩黄，或乳白的树木，全都变得葱茏苍翠。夏天降临了。昨天，我穿着亚麻质地的黄色连衣裙，和理查德坐在路边金灿灿的阳光下。他以他惯有的恭维方式，语气真诚但是又带着几分怅惘地说道：“简娜真漂亮！”那样子似乎是归结于命数已定，隐隐存在忧患。

我告诉他，对几乎所有人来说我都叫简娜，但是对家人却不是，他马上说：“简娜，你当然就得是简娜，简听起来太过一本正经。”然后他故意拖长了重读发音，吉—恩—简，我们都不禁笑了起来。但我笑得不算开怀，因为从简这名字里，犹能听见家人的压力和苛责。

就是在那个时刻，我受到启发，老天相助，我麻利地从包里拿出那张照片递给他。他接过时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还没明白过来。而后他定睛一看，身体就绷紧了，甚至直起了腰板，把照片放平，搁在白色瓷碟和装着橙汁的玻璃高脚杯之间。他低下头久久地凝视照片里身穿花裙的女孩，呼吸都变得急促了。我见他涨红了脸，多么后悔给了他这照片！我坐在那里饱受煎熬，心怦怦直跳，知道情况不妙，都是我犯的错，我的错！我移开视线，不敢直视，但还是忍不住要偷瞥几眼，而他呆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看着我。错过了三十年光阴，一去不回的三十年！眼下他显得疲惫，甚至是筋疲力尽，而且脸色苍白。我们愉快美好的一天，阳光灿烂，碧空万里，人们身着夏装，轻松自在地微笑着—那一切全都上哪儿去了？还是我们跑到哪儿去了？我们不再是那欢乐之中的一分子。各种思绪都涌现到我心头，有待一一化解消除。比如：这不公平；比如：是他问我要的我年轻时的照片；比如：他在责怪我吗？怪年届五十的我看起来和二十岁时不一样？比如：你在惩罚我！

其实他也受着煎熬，备受煎熬。

他没有看我，他不愿看。冥冥之中有某种混乱和痛苦，我觉得并非因我而起，这使得情况更糟糕。我坐在那里喘不过气来，连呼吸都会觉得疼痛，心里只想快快离开这地方，上哪儿去都行。

这时候，不知道算是要给我，还是给整个局面恰如其分的应有承认，他煞有介事地说：“恭喜恭喜！”

一阵轻风吹起桌布红白蓝三色的纸质护角，照片斜着立起来，就快给风吹跑了。他迅速用手按住，仿佛是扑住蝴蝶之类他想捕捉的东西，随后又看了看照片，脸上的痛苦真真切切。他把照片放进了贴胸口袋。

“我们走。”他说完匆匆地把钱都掏出来放在桌上，远远多于本来应该付的酒水饮料费，就这样离座走开，而我尾随其后。我们沿着布朗普顿老街行走，不知不觉到了克伦威尔路，浑然不察周遭的建筑越发低矮破旧，直到我们走到谢泼德布什和汉默史密斯，才发现街道纵横交错，宛如迷宫一般—这里是伦敦人拥挤不堪的居住区域，而非上班的地段。人们在街上溜达，推着手推童车去采购从脆米粒[9]到山药，从飞鱼到玛氏巧克力的一切物品，他们站在人行道上闲谈，聊的都是接着她说了什么，然后他做了什么之类的……我们依然没有朝对方看。骄阳西晒，灼热的路面烫得我们脚都疼了，两个人都气喘吁吁，因为一路走得太快了。我们在一棵梧桐树下歇歇脚，这棵树径直旁逸出温暖的路边，树下有两个百事可乐的空罐、一小堆废弃的雪糕棒、些许脏兮兮的报纸，还有个印有黄色笑脸的蓝色儿童玩具球。我们朝一户人家门前的小花园里望去，一英尺见方的黑土地上生长着七株艳桃红的郁金香，有位身穿橙色比基尼的姑娘正对着郁金香花挥舞黑蛇般的喷水软管。水流闪闪发光，围绕着郁金香；她浅黑的头发垂坠披在肩上，在阳光照耀下变得七彩斑斓；她一侧髋部夹抱着一个几近全裸的婴儿，给这个星期的暑热晒成了棕色。她看见我们，便挥舞着软管跟我们闹着玩，一道道水柱飞溅在我们周围，跟我们打招呼说“嗨”，还说“玩得开心哦”， 很重的中西部口音。她把软管朝地上一丢，软管盘绕成团，水还在滴滴答答，她懒洋洋地拖着雪白的大腿踩上台阶，走进家门—门大开着，以便通风透气。

现在他叹了口气，伸出手臂搂住我的肩膀，但依然没有看我。我们站在那儿，出神地看着桃红色的郁金香在阳光下闪耀。

炎炎夏日的势头不减。我们都清楚，这短暂不过的一周的夏天随时可能销声匿迹，等待来年再见，感觉仿佛英格兰吸进的每一缕阳光都有可能是暴风雪来袭前的最后一丝暖意。伦敦各大公园的绿地上，随处可见人们舒展开身体，大片裸露的肌肤呈现眼前；在城市街边行走的女孩们，穿得像要去夏威夷或里维埃拉[10]似的，袒露的肩膀恐怕是没有采取防晒措施，晒得红通通的，白皙的腿看起来有点泛红，头发披散着，以汲取每一寸灿烂的阳光。我们这些悉心守护每一个黄金时刻的守财奴—理查德和我，以及居住在这个世事无常的岛国上的其他人—我们分分秒秒都在户外度过。所谓的分分秒秒，是尽我们所能的每一分每一秒，因为他还有他的职责（还没告诉我）所在，我则是因为菲丽丝怀孕不来上班而有许多工作要忙。不过，我总是溜出来，我们和成群的鸽子以及白领们一道，坐在苏荷广场上，吃中餐馆外卖的大分量的糖醋特色点心，或是以橄榄油和鲜番茄等作为配料的香气扑鼻的比萨饼，而后我们俩当中总会有个人说：“可我得走了……”我不知道今生还有什么时候比这样的时刻更加让人心情灰暗，除了理查德说“亲爱的，我得离开你了”的时刻，除了我不得不说“再见”，把他一个人丢在长椅上的时刻。

我们的夏天消失不见了。雨水阵阵，一切郁郁葱葱，都湿漉漉的。理查德今天问起：“你说过不能请我上你家，是什么原因？我忘了。”话说得生硬粗鲁，还心有不甘。因为我们总是在公共场所四处漫步悠游，在马路边、公园里、咖啡馆、戏院还有酒吧逗留，这便是现实中我们的生活状态。

“我可以请我外甥女周末回避一下。”我想了想答道。他一听就笑了起来，我也跟着笑了。听起来怪可怜的，又显得荒唐。但是他落在我身上的目光带着批评的意味。批评我吗？我不确定。

今天，是这样的场景。和理查德用过晚餐后，我到家晚了。不过我给凯特带了外卖中餐回来，因为她从来不好好吃饭，除非我替她安排好。和往常一样，她坐在沙发一角，戴着耳塞，四肢乱挥乱舞。我把晚饭盛进盘子端给她的时候，她都没有摘掉耳塞。她闻上去一股酸臭的味道，脸上的污垢使得她看起来像某些生活难以自理的老年人。

她打算开动了，耳机仍然塞着，但我见状朝她隔空远远地挥手，于是她匆匆忙忙但又心不甘情不愿地把耳机线拿开，扑到食物上。

“凯特，”我说，“我希望你这周末离开公寓。”

好像是我扇了她一巴掌似的，而且这一巴掌还下手很重。她咧开嘴，嘴巴里还含着食物，眼泪翻涌滑落。那可是真真切切的泪水。她吓得说话都结巴了。

“可是……可是……”

“凯特……”我说，“你要知道……”但是她根本没法知道任何东西，好像我是对着一个三岁小孩说话：这个周末你必须离开家。先是无法理解，然后是发狂似的被抛弃的感觉。

“为什么？为什么？”她号啕大哭，“我都做什么了？”

“你什么都没做，凯特！有什么好奇怪的，难道我偶尔要在自家过个周末都不行？”

“你要在这里招待谁？”她盘问起来。眼下她怒火中烧，气得满脸通红。我大为惊奇，坐在她对面，试图理清头绪。她想必不会以为……想象不到……不肯相信……

“好吧，我不会碍你事儿的。”她愤愤不平地发出抗议。这一切着实荒唐透顶，于是我定下了规矩：

“凯特，你看，就这个星期而已，星期六和星期天。你肯定能回家去待两天吧？”

她干瞪着我，我也瞪着她。最终我败下阵来，因为这从头到尾都是对牛弹琴，真是荒谬至极。

“我怎么能回家？”她又开始哀号了，至少听起来如此，以至于我一时起了兴致：我发现每每她在我面前煞有介事，每每她真的赌气愠怒，我就感到欣喜和满意。只要是出于干劲和动力，源于自信，随她怎么样都行。

“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不行。”我说。很快，我便发现她的表情发生了变化：一阵兴奋，带着一种轻松的满足感。

“我会待在吉尔那里。”她宣布道，一扫之前受到侮辱和冒犯的模样，整个人充满期待，坐在那儿絮絮叨叨地说起吉尔的公寓和她的男友，说起吉尔和她在家如何一起做了各种事情。

我今天在办公室对吉尔说：“你介不介意收留凯特两天，这个周末？”

这下我看出来了，这就是一直以来她害怕会发生的事，因为她被吓着了，怕得不行—陷入了困境。我见她摸索着香烟，手指头都颤抖了。我那泰然自若又能干的吉尔上哪儿去了？现在坐在那里眼巴巴地瞪着我的，是个担惊受怕的小孩子，带着哀求的目光，忧心忡忡的。

“有点不对劲啊，太荒唐了，”我说，“我都提什么要求了？不过是请你收留你妹妹两天—就住一晚而已！她不肯回家嘛！”

“简！如果你不明白—”

“她早晚要上你的公寓去。你可拦不住她！”

“她一旦进了门，就再也不会走了。”

“吉尔，别这么没用。到时候马克会待哪儿呢？”

“凯特在的话，他肯定不会在那儿。”

“他见过凯特了吗？”

“没有，我会确保他见不到她。”

“那太傻了。”

一阵长久的沉默。她蜷缩着坐在一旁，吐出烟圈，在烟灰缸里用力揿灭香烟，拿起来冷冷地看了一眼又扔下，再点起一支，一口接一口地吞云吐雾，直到被一片青烟笼罩其中。

“我希望吧，你该不是说，你害怕会因为凯特而失去马克！”

她想了想。“没有。呃，有可能。他凭什么要忍着她让着她？”

“一家人，”我说，“一家人啊。”

“看看你和你姐姐。简和乔姬娜！你们一直都不喜欢对方。”

“胡说。”我说得斩钉截铁。但又猛然想到：我不喜欢乔姬姐姐吗？“她倒是有可能不喜欢我。”我说。

“显然是啊，你们这辈子都相互恨得牙痒痒。你们俩向来都对着干，消除对方的影响，没一件事情例外。”

“好吧，吉尔，我不想毁了家庭神话，但即便乔姬一直对我耿耿于怀，我对她也没有什么心结。她可能这辈子总说她妹妹有多糟糕，而且说个没完，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有好几年时间根本没怎么想起她。”

“好几年快乐的时光。”吉尔说。

“她对我可没有那么重要。”

“那你干吗不索性把凯特打发回家？”她气势汹汹地问。

“我并没有把你打发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