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御状被一些开明君主当作下情上达、建言立政的重要手段，且被视为一种防微杜渐、平息民怨的治国安邦之道。

但从各代王朝的政治实践来看，就其整体而言，是反对和压制进京告状的，对这样的行为经常表达出一种消极、规劝甚至是恐吓的态度，对上访百姓动辄处以“杖一百”或“充军”的训诫和惩罚。

唐太宗李世民时，上书言事者大多希望他亲自处理，以防壅蔽。

对此，魏征的意见是：“此乃不识大体者，州县之事岂要陛下亲自审断？”

对于大量的“击登闻鼓”者，唐右金吾将军上疏曰：“讼者所争皆细故，若天子一一亲之，则安用吏理乎！”

显然，过多的“越诉”会侵犯“下官”的正常职权，打破国家权力运作的正常秩序、造成“上”（朝廷）与“下”（地方）关系紊乱。

而朱元璋是鼓励告御状的，于《大诰》中甚至是号召百姓监督举报官吏，允许百姓捉拿贪官污吏，绕过上级行政直接押解到京城告御状。

《大诰》在颁布之后确实收到了一定效果，洪武朝的安定和谐与朱元璋严刑峻法，厉行反腐有直接关系。

只是朱英知道，这样极端的律法很难持久，不管是在朱元璋之前，还是一直延续到后世，如此律法再不曾实施过，仅仅洪武年间的昙花一现。

且对于治理地方来说，也是治标不治本。

围绕告御状所形成的百姓、朝廷、地方三者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呈现出一种朝廷与底层民众共同施压于地方的格局。

朝廷与底层民众在与地方官府违法乱纪、官僚主义、欺上瞒下的斗争中具有某种利益的一致性。

没有哪个皇帝希望自己国家的官员都是贪官污吏，但个人的精力并不能去探明。

在此过程中，朝廷为国家利益和社会正义代表的角色。

百姓与地方的矛盾，经由“进京”被带到了京师，从而转变为这些群体与朝廷的矛盾，以及朝廷与地方的权力博弈。

朝廷既需要通过上访这种渠道监督和震慑地方官员、使之不敢肆无忌惮，也需要地方官员的拥护和支持，通过加强地方在处理上访问题上的作用与功能，使之承担更多的责任而减轻朝廷的压力。

只不过朱元璋现在给告御状的百姓的权力太大了，使得地方上的政权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如果在一些事务上，官府不能让百姓满意，那么就能通过‘告御状’来威胁甚至是敲打官府。

目前地方上一些官府来花钱了事，为自己的乌纱帽妥协百姓很是常见。

如此下去也影响到了政权通行。

所以朱英打算就这个方面，进行改善。

不管是什么权力，一旦失去了束缚，都会变成危害。

：淮西勋贵集团的尴尬处境

五军都督府。

曾经最为风光的地方，现在给人一种清闲衙门的感觉。

想当初能够进入这里的，无一不是大明勋贵，最次也都是百户级别才有资格进入。

掌控了整个大明的兵权，兵部的人进来也得是小心翼翼的。

走在衙门里，国公，侯爷，那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只是随着朱英不断的抽取五军都督府的权力，现在任职的这些勋贵们，手里头已经到了无兵可用的地步。

军政分离，让原本掌控的屯田经济被抽走。

而关乎到练兵这块，基本上已经由大明军事学院把控。

“两年没回了，没想到这里已经完全是物是人非。”

蓝玉有些感叹着说道。

这两年的时间里，蓝玉一直都在草原那边整顿军事，为建立军镇作准备。

大明计划对黑土地进行开发，首先上自然就是军户。

和目前的北元关系整体来说还算是不错，一些小摩擦在所难免，但未雨绸缪也要考虑好安全措施。

谁也不知道大明和北元的蜜月期能够有多久，这在以往历史上都是难以置信的事情。

北元雇佣工业成立到现在没有两年，于大明这边的很多人看来，这大概是太孙殿下的缓兵之策，以后肯定会再次爆发矛盾……

草原民看法更加简单，哪管他明日如何，只要今日能吃饱就行，为的就是这口饭，给谁当百姓不是当。